年，你是我的暗黑体验，你是我的滚滚红尘，你是我山穷水尽后的那一道柳暗花明。

演讲/吴晓波

每一年，我都特别期待年终秀，因为一到年终秀就有新衣服穿了。

踏着郎朗的钢琴声，千山万水走尽，我们又在一起了，感谢大家来参加“预见：勇敢者的心·吴晓波年终秀”。大家好，我是吴晓波，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很快就要结束了，再过20多个小时，我们会进入到，将永远不会再回到这样的岁月。

每年到这个时候，人们都会讲一句话：“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一年。”但是，什么是难忘呢？今年难不难忘？今年特别难忘。我们过很多年后可能会忘记年、年、年，但我想我们可能很难忘记年。

此时此刻，会场中所有同学都仍然戴着口罩。这是吴晓波频道第六年年终秀，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次，估计以后很难看到这样的场景。

很多年后我们想起年，也许脑海里想起的就是所有人都戴着口罩的场景，这将成为国民的集体记忆，留存在这个国家的记忆中。

今年疫情期间，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读书，读了很多老书，又读了很多新书，其中这一本，大概二十多年没碰了——加缪的《鼠疫》。

在这本书中，加缪说：“在同生活搏斗中，人所能赢的无非是见识和记忆。”我想，留在年的是一段难忘的同生活搏斗的经历，从年带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见识和记忆。我们会从年带走哪些见识和哪些记忆呢？

年大概分两段，以1月23日为中界线。

如果今天你回到办公室、回到家里，拿出去年此时的工作台历和我们对年的工作规划的话，大概率会发现这个计划上的每一行字，都已经被看不见的敌人“新冠疫情”给改变了。所以我们说年始于1月23日，亦终于1月23日。

以色列未来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几年前出版过一本全球畅销书《未来简史》。书中有一段话：“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面临三大重要生存课题，饥饿、瘟疫和战争，而这些课题在新世纪将呈现消失的趋势。”

我当年读这本书时，在这段话下重重划了一道横线，我多么希望这段话是真实的，希望他的睿智眼睛真的看到了未来。但人类到底还是一种过于自信的灵长类动物，对大自然、对未来，我们仍然充满着无数未知的恐惧，和无数未知的可能性。

为了这场年终秀，我在吴晓波频道里发起一个问题：“如果用三个字告别，你会选择什么？”我们得到了多个答案，其中最多的是三个字：“还活着”“不容易”“太难了”。这是在告别年之时，每个人心里的那声叹息。

今年上半年对很多行业来说，太难了，有些行业几乎可以说是“团灭”，它们受到的冲击不是下行10%、20%。例如电影行业、会展业、境外旅游行业，下行了%，这个行业里的业务几乎全部消失；例如酒店业、零售商场、餐饮行业、线下培训业业务下行90%；还有住宅装修、家政服务、养殖业等下行了80%。

今年上半年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果回头来看，可以用“三危叠加”来形容。在过去这些年里，中国产业经济经历了42年发展以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产业转型、国际关系方面仍然遭遇到了种种摩擦和种种挫折。

年，我们遭遇到的短期冲击，是新冠疫情打乱了所有的秩序；我们遭遇到的中期冲击，是自年4月份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特别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又为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很多戏剧性的元素。在美国大选中，中国成为一张重要的牌，民主党在打，共和党也在打，打来打去，导致中美贸易一直处在不确定之中。

中国产业经济本身存在的中长期问题，是我们处在产业换挡周期过程中。

今天年终秀现场来了多位企投会同学，其中有一位做了二十多年纺织行业，他给我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吴老师，我二十多年只做了一个企业，从两年前买进新设备开始进行产业升级。我就好像有一幢已经二十年的老房子了，等有钱的时候准备重新装修，地基换一下，梁换一下，房子装修一下，谁知就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地震了，然后又遭遇七天七夜大暴雨，把我的地基彻底冲垮。”

很多企业家朋友，就是在正常的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遭遇到了新冠疫情，遭遇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在中国做生意的每一个企业经营者，可能都遭遇这样的情况。不过在发生如此巨大变化时，每个人做出的反应，也不一样。

今年年终秀的主题是“勇敢者的心”，我们希望在这种“三危叠加”的极端年份中，找到那些勇敢的人，看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照片上这个人叫梁建章，是携程董事长，上海人。他读小学时，就得过上海市青少年计算机一等奖，大学时期读上海交大，毕业以后到了美国读书，然后到硅谷工作，年回到上海创办了一家叫做携程的企业，他是中国最早一批互联网创业者中的一位。

年，携程上市，年他到斯坦福读经济学博士。年时，他寄了一本书给我，叫做《中国人太多了吗？》。在国内，他是一个很早就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质疑、并鼓励中国人多生育的经济学家，十年前，这还是一个挺敏感的话题。

今年年初，疫情暴发，携程应该是全中国所有大型互联网公司中遭受冲击最大的企业，海外订单全部消失。

疫情暴发时，大型公司的企业家会做出哪些决策呢？最理性的决策是裁员。加拿大有一家著名的“太阳马戏团”，在全球有名员工，新冠疫情暴发后宣布裁员95%。

这就是资本家，一个西方企业会做出的理智决定，等疫情过后，再重新把大家请过来继续做我的生意。年，全球裁员超过10万人的企业有2家，超过1万人的企业将近20家。

但是梁建章同学选择从3月23日开始做直播，每个礼拜亲自做一场直播。于是，一个经济学博士装扮成媒婆、唐伯虎、皇上。

携程一年交易额是多亿，梁同学一天做直播卖掉0间房间、做0万交易额，已经很了不起了，但即便这样，对一个年交易额亿的公司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但是，当一个董事长把自己打扮成媒婆、海王，坐在直播间里直播时，对这家企业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常常在商学院教室里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企业家精神？熊彼特有熊彼特的答案，德鲁克有德鲁克的答案，但是在年，我们似乎找到一个新的答案——当灾难到来的时候，那个敢于拿起刺刀第一个冲出战壕的将军，就代表着企业家精神。

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姚吉庆，是慕思的总裁，他们家是卖寝具的。疫情暴发后，慕思在全国多家门店全部门可罗雀，0多个经销商、1万多个员工都在家里，生意全部没有了。

我记得是在2月底的时候，姚吉庆给我打“晓波，我们要做直播，卖床垫。”

我说：“吉庆，疫情暴发时大家都关在家里，买点米有可能，买一个空气净化器也有可能，但是会去买床吗？不太现实吧。”

但他和我说：“没办法，多个专卖店空空荡荡，1万多名员工需要生活，再垂死挣扎一下吧。”

过了两个多礼拜以后，他又给我打“晓波，做了几场直播，我们卖了10万个订单。”我说：“你这个骗子，怎么可能有人在这个时间点买床？”而且他的寝具挺贵的，1万元一张床垫，怎么可能卖出10万个订单呢？

然后他就传了一张捐款证明给我：每卖出一个订单，捐款元给武汉，卖出10万个订单他一共捐出了0多万。我们应该给慕思这张证明鼓掌。

年，慕思一共做了十场大型直播，产生50多万笔订单，今年整体的业绩超过了年。姚吉庆给我讲了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如果没有疫情，我们不会想到做直播；如果没有互联网直播工具、服务团队，我们无法马上做直播。我们都被疫情改变，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我想今天很多中国企业家，都和姚吉庆有同样的想法。

照片上这个姑娘叫做张译丹，是年出生的厦门航空的空姐。疫情暴发之后，各地航空公司需要把救援队送到湖北武汉，张译丹写了封请战书，她说：“有任何困难航班我来飞，疫情航班我去飞。”航空公司告诉我，在厦门航空，有多个像张译丹这样的姑娘、小伙写了请战书。

以后，再有哪个同学跟我说90后不靠谱，想想这张请战书。这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已经长大了，是有责任心的95后。

照片上这个小伙子叫做邢伟杰，是苏宁驻武汉的安装工程师。当时全国各地救援队的人跑去武汉支援，最害怕的是交叉感染，所以每天换下的衣服都需要用洗衣机洗涤。伟杰的小队一共5人，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共安装了台洗衣机。当时在武汉，有成千上万个像他这样为大家提供后勤支持、保障和服务的人。

照片上这位是一个日本人，夏目达也，某汽车公司驻武汉的日方总经理。武汉1月23日封城，7天以后，他从日本飞回到武汉。

我到武汉调研时遇到他，问：你当时害不害怕？他说不害怕。我心里想，日本人只有在喝醉酒时才说真心话。

3月11日，这家汽车公司恢复生产，那一天生产了20台轿车。他跟我讲这个事的时候，我的问题脱口而出：“制造一辆汽车需要余个工种，一两万个零部件，在3月11日武汉全面封城情况下，你怎么找得到个工人？”

他和我说找不到，怎么办？他们向武汉市政府申请专列，把人员一个一个地拉过来，最终找来个人，平均每个人做4份工作，花了几天时间讨论：在这种最最最极端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地区把1万多个零部件全部配置齐？

结论是：大概可以。

9月份我去这家企业调研，那天的生产量已经超过0辆车，超过年满负荷生产能力。疫情期间，我们还找到了一个来自日本的勇敢逆行者。

这张照片上的人叫张晶。今年7月份我在上海打车，戴着口罩还是被司机认出来了。他说：你是吴老师吧，能不能拍张照？

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是创业者，在上海开了一个餐饮公司，给写字楼里的人配餐，25元的套餐，三菜一汤+水果。新冠疫情暴发以后，写字楼里很多公司关门了，于是他每天6点下班后就开始开出租车，开到晚上12点，通过开出租车赚的钱给员工发工资。

准备年终秀的时候，我叫我的助理找到这位司机，说我要在年终秀帮这个靠谱的创业老板打个广告。第二天，助理和我说联系上他了，但是他说：谢谢吴老师，我的公司已经倒闭了，现在待业在家。

年，也许并不是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看到第二天升起的太阳。有多少同学和他一样，下班以后开出租车给员工发工资，但仍然无法避免公司倒闭的命运。我希望明年年终秀，能看到张晶同学的新公司开张。

照片上这个人叫吴晓波，他平时也不是长这样的。

我今年做了好多场直播，第一场直播是在2月16日，那时候我发觉公司很多业务已经彻底被疫情冻结了，于是我和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说：我们都在家里办公，把新商学的课程，特别是和中小企业管理相关的课程打包，叫做“加油老板课程包”。

然后我也在我家的书房里，通过直播方式把这个课程包免费送给中国的中小企业主。

当时我们一共做了六七场直播，全国有8万多家中小企业主领到这个“加油老板课程包”。虽然我也不知道对他们有没有帮助，但我们巴九灵作为知识内容的供应者，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到了4、5月的时候，我们发觉直播带货非常火爆。我们有一个新匠人新国货促进会，希望通过直播的方式为新国货带带货。于是在6月29日，我做了第一场新国货直播。我一共卖了20多款国货，从晚上7点到凌晨12点30分，一直不停地对着镜头讲。其实接近12点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扛不住了，瘫在办公椅上。

那天一共有多万人次的观看流量——在这里非常感谢淘宝，给了我们那么多流量。多万人次的流量，我本事很“大”，一款奶粉只卖出了15罐，于是我成为了那个月的笑话。7月份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十五罐》，在那篇文章里检讨，在这次直播中我做错了哪些事情。

我这一生进过很多的演播室，上过很多的舞台，绝大多数我都已经忘记了。甚至像今晚这么一个绚烂的舞台，可能若干年后我也会忘记。但是我这一生，都很难忘记6月29日那个喧嚣、热闹，让我焦头烂额、狼狈不堪的直播间。

但是，如果今天你问我：后悔吗？我想说，我挺不后悔的，因为在年，兄弟我曾经勇敢过一把。

在今天这个日子，这个即将告别年的最后20多小时的时候，我们用3秒钟的时间，问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个让人难忘的年，你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你丢脸、感到陌生的事情？如果没有，各位同学，这一年你真的就白过了。

什么是勇敢？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在爱琴海海边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的时候，就和他的同伴讨论过什么是勇敢。

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勇敢，就是当内心产生恐惧的时候，你通过理性的力量去战胜它。

我认为勇敢者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他们走出了舒适区，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场景和空间，去挑战自己的命运。

第二，他们坚持专业主义。勇敢不是鲁莽，你需要用理性去克服恐惧，所以，坚持专业主义，是年小有成就的勇敢者们共同的特征。

第三，敢于尝试新的工具。今天，我们应该感谢很多中国互联网公司，它们在非常艰难的年，提供了大批新的工具。在数据化、交互协同等工作上，这些工具帮助我们完成全新的尝试。

所以我认为，在年，没有新的思维突破，就没有勇敢的支点；没有新的数字工具，就没有勇敢的资格。勇敢本身应当还是一个理性化的行为。

自苏格拉底以后，也有很多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企业家，都谈论过什么是勇敢。

叔本华说：“勇敢就是一种坚韧，是我们具有任何形式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战胜的能力。”

马克·吐温说：“勇敢并非没有恐惧，而是要能够战胜恐惧。”

美国的海军上将哈尔西说：“世界上没有伟大的人，只有普通人迎接的巨大挑战。”

而我刚刚讲到的这些勇敢者们，从梁建章到姚吉庆，到张译丹，到邢伟杰，到张晶，到今天站在台上的我，我们都是一些普通人，和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嘉宾、正在观看直播的同学们一样，我们都是普通人。

只不过是在年，我们这些普通的人类，用自己的勇气迎接了一场猝不及防的挑战，让我们具备了勇敢的心。因为我们有那么多普普通通的勇敢者，所以咱们交出了一份挺好的“中国答卷”。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预测的年数据，全球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是哪个国家？中国。太不容易了，我们是最早被推进泥潭的国家，但是在年12月30日，你打开世界地图，还允许今天这么多人聚到同一个空间的地方，还有吗？

那么为了交出这份答卷，这个国家经历了哪些压力测试？

1.互联网基建能力

我们在年看到中国经济的第一个能力，叫做“互联网基建能力”。

1月23日武汉封城，2月7日，即15天以后，全球第一个健康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健康码就诞生了，2月14日，浙江全境都可以用健康码。

2月底的时候曾有一个美国CNN记者在中国调研，他很惊奇中国出现了一个名为“GoldenTicket”——黄金通行证的东西。

3月25日，西藏上线健康码，至此，中国内地31个省区健康码实现全面覆盖。

既然我们这里聊的是互联网基建能力，这意味着它提供了一种应用工具，但健康码这个应用工具得以实现的底层逻辑，是需要这个地区、这个省乃至全国的相关大数据能够被打通。

而这个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年到年，全国各个省区都建立了大数据局。我在浙江省大数据局做调研时，一位副局长跟我讲了这段话：“过去改革靠文件，现在改革靠软件；过去办事看脸面，现在办事看界面。”

正是因为年以后，国家推动数据化基础设施能力建设，才使得我们能够在2月7日发明了健康码以后，到3月就能实现全国大规模普及。

那么大数据能力的底层又是什么？是通信设施的建设。

年被称为“5G元年”。在年，中国5G基站数是0，年是5万个，到年，在中国移动这些公司的推动下，中国的5G基站数达到了35万多个。

今年那么难，但是我们中国的5G基站数量占到了全球总数的60%。这个占比的意义并不只在年，而是在未来三年、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在今年的4月30日，中国移动还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把5G基站搬到了珠峰大本营，这是一个挺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当我们能够在珠峰大本营建造5G基站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今天中国在5G技术上的专利数量是美国的两倍多。正所谓十年一G，我们在1G、2G、3G、4G时代是一个模仿者、追踪者、跟随者，但是在未来，中国的互联网和数据基础设施的能力有可能在全球具有了相当的竞争优势。

在今年建设武汉火医院时，中国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直播，直播观看人数超过4.9亿。

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年经历了一场很大的能力考验。

过去的20年里，中国经历了两场疫情，年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是年“非典”。

“非典”那一年是中国零售电商的元年，淘宝创立于年，它的担保交易服务也是这一年推出，后来我们把它叫做“支付宝”。所以，正是年这场非典疫情推动了中国零售电商的高速发展。

那么年，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服务的元年。

画面左边，是很多同学在年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些名词：协同办公、视频协同、销售协同、云设施、文档协作、差旅协作、物联网解决方案、数据中台、数据挖掘服务……或者听说过，但过去似乎和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是年新冠肺炎疫情把我们逼到了一个死角，我们的公司必须使用这些工具才能够正常运转。于是，出现了画面右边这样一堆应用型的企业。

我投资过一家企业叫小鹅通，提供企业知识服务工具。

年我上线一个音频产品《每天听见吴晓波》。刚上线的时候它的体验很糟糕，连断点续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找到了一个从腾讯出来的创业者老鲍，他是一名架构工程师。

我给了他50万，请他帮我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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